那么由无我论这种人性论开展出来的生命境界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主客泯灭，也就是没有了主客的分别。
近代以来，我们传统的学统断裂，而我们引进西方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概念、范畴、模式又产生了许多问题，至今学统没有接续起来。文王还能够以照顾鳏、寡、孤、独等措施团结族众，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同时，我们传统的学统断裂，而我们引进西方的学术研究概念、范畴、模式又产生了许多问题，至今学统没有接续起来，所以提出传承学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周文王实行仁政德治，是对尧舜王道之治的继承，史称周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国语·周语下》），文王以文治（《礼记·祭法》），（文王）作物配天，制无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大戴礼记·少闲》）皆谓文王以德行、文略而使天下归心。邪正之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
他在考察晚近四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时发现有两条线：一是从顾炎武—梁启超—胡适。他著《原道》一文，标志了道统论的正式提出。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它的政治教化论。
但其中既不能被科学证实、也无法被科学否定的内容，则要从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层面来获得理解。这是汤先生一贯的态度。如何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其熔铸到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当中。当然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不同的思想家的看法肯定是不相同的，而真善美如何统一在一个系统中，更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人合一还是汤先生哲学体系的基础。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
为此，汤先生连续发表了《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文，来回应和澄清： 因此，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做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即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不仅是既有的哲学传统，各种文化上的、学科上的他者，也都被置入了汤先生的系统性综合当中： 由于世界联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会大大地发展起来。汤先生的体系化思考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的。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汤先生罕见的一组论战性质的文章。
今日的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18世纪那时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来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尽管汤先生没有明确指出可能的中国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之间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是什么，并且也没有断言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一定存在，但他基于对中国经典解释传统的深刻理解，以高度的理论直觉看到了两者间的张力。之所以着意突显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中国哲学的品格，汤先生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以合一来对治对立。
杨立华（1971—），男，重庆铜梁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进入专题： 理性精神 唯物辩证法 天人合一 体系化哲学 中国解释学 汤一介 。
这一丰富的系统性综合，指向的是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思想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综合系统的核心部分，是高度概念化和体系化的。
但是，在它们之间也有若干共同点。汤先生对于自己经历过的那个盲从的时代，时有痛心疾首之感。由此出发，汤先生开始尝试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建构自己的体系。因此，我们不能希望有一种哲学体系一劳永逸地把所有宇宙人生的问题都解决。对此，汤先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属西方哲学，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发生着特殊的重大影响，这是谁都承认的。这也就意味着，普遍和谐观念也是多元的，而非定于一尊。
汤先生尝试将传统及现代思想整合进一个综合的系统当中，且一直关注体系化哲学的建构，但又未采取体系化哲学的写作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抱有对于体系化写作的流弊的顾虑，另一方面还源于汤先生在最后几年里开始深入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生发出人类普遍价值的问题，而这又和他创建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的探索紧密相关。汤先生在最后几年里，开始深入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生发出人类的普遍价值的问题。
由于经历过那个残酷斗争的特殊时期，汤先生越发意识到不同思想之间求同存异、交流互补的重要性。事实上，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思考，是汤先生系统性思想的内在理路的必然延申。
深入阐发汤先生思想的内在结构，探寻其哲学关怀的根本取向，以此追迹先生的哲学之路，是本文的立意所在。汤先生的自我否定当然有自谦的一面，但如果进而去探讨汤先生心目中的哲学，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先生的思考，以及他的哲学追求中那些未及充分展开的环节。
汤先生将普遍和谐观念概括为四个层次的问题： 我认为，由天人合一这个基本命题和这个命题所表现的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说它要求有一套表现此命题和此思维模式的宇宙人生理论，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的理论。汤先生强调天人合一，首先是在知识论意义上的，既是认知宇宙、人生的一种根本的方法，也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理解。不仅有人文向度的思考，也有对当代自然科学的关注。当然，汤先生也明确地指出了儒家和道家在普遍和谐观念上的不同。
对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强调，同时也指向了对西方哲学精神、物质二元论的检讨： 西方哲学这种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看成是各自独立的，是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是以精神界与物质界为独立的二元，可以研究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在汤先生的思想资源当中，西方哲学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此后《中国哲学中普遍和谐观念的现代意义》等系列文章，都是这一理路的深化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汤先生哲学的终极关怀的所在。
在承认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也承认非理性的意义。汤先生的哲学关怀是极富开放性的。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一直在清洗自己头脑中的教条主义的毒素。因为，一种封闭的、自洽的逻辑体系，是极容易导向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这是汤先生一贯的态度。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夏之卷。
汤先生虽然没有陷入到客观世界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认识客观世界这类问题的细节讨论当中，但他显然对相关问题有深入思考。虽然汤先生在80年代以后，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唯物辩证法，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他的思考中却是贯穿始终的。
关键词：理性精神、唯物辩证法、天人合一、体系化哲学、中国解释学 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哲学家，却始终拒绝承认自己的哲学家地位，这是汤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难题。……例如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了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洛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汤先生希望从中国哲学传统中生发出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思考，从而为解决人类的各种纷争提供思想基础。如何将真、善、美统一在一个完整的体系当中，不仅在中、西之间存在差异，在传统的中国哲学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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